孙立安
河北省昌黎县东依渤海，地望碣石，“山水之胜，雄冠京东，有蜀之奇，有浙之丽”。昌黎不仅山水奇丽，昌黎韩愈文化更是“枝繁叶茂，举国皆知”。回眸历史，韩愈从未踏足碣石昌黎，但昌黎县曾有“一县两韩祠”并立余年，不仅对本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文化的传奇。
昌黎县地理位置
韩愈文化的影响已经远及海外，据说韩文公祠已经由华人引入了马来西亚。就韩文公祠而言，它不仅是百代文宗豪韩愈的纪念设施，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在我国，从南海的台湾到北国的长城，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处主要的韩文公祠。具体位置：1、韩愈故乡一带的河南孟州、沁阳、修武；2、韩愈青少年时生活过的安徽宣城；3、韩愈为官的广东山阳县和潮州市、江西宜春市；4、韩愈走过的古道蓝关；5、韩愈未曾涉足有的台湾屏东和台南（潮州移民建祠）、陕西汉中市、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国学胡同（仅存遗址）和河北昌黎县。从南到北，韩文公祠可谓不少，可就其影响力来说，可谓是“南有潮州，北有昌黎”最抢风头。
全国主要韩文公祠分布
一、昌黎与潮州韩愈文化有缘
韩愈被纪念和推崇除其人格魅力和文学成就外，更有更深刻的原因。韩愈一生不遗余力地反对佛、老二教，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有清人赞其“功可比孟子”，“功不在禹下”。韩愈以儒家的“道统”来对抗宗教法统；用儒家《大学》的理论对抗佛教哲学；其“《原道》开创了理学的渊源”。宋代，这一思想被继承和发展成了一个理学流派，被后世朝廷弘扬。北宋嘉佑五年（年），欧阳修在《新唐书·韩愈传》中赞:"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明朝，官方把韩愈位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成了最耀眼的文曲星。这些大背景为潮州和昌黎的韩愈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年），早于元丰元年(年)韩愈被追封昌黎伯79年。从此及今，潮州韩文公祠达官名流谒者不绝，祭文与诗词歌赋如流，文华灿烂。北宋元佑七年（年)三月,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赞誉韩愈说：“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南宋淳熙十六年（年）,知州丁允元又把韩文公祠从城南迁今韩山处。新祠很快取得了正宗地位，历八百余载无徙，有记载的重修有29次。然而，元朝时潮州韩文公祠设施曾一度近乎颓废，直到元贞元二年才迎来一次大修。大德十一年夏五月，从仕郎惠州博罗县尹兼劝农事赵孟仆撰写的《重建潮州韩文公庙记》记有：自元贞二年（公元年）至大德九年潮州韩文公祠经历了一次大规模重修。清光绪十三年（）迎来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整修，两广总督张之洞着令知府方功惠动帑大修，使潮州韩文公祠“瑰丽倍于昔”。
昌黎县无宋史，与之对应的是辽金史。北宋宣和五年(年)，在昌黎一带（时称广宁县）发生了引发金国灭北宋的“张觉事件”。身在卢龙（平州治）和昌黎一带的辽国进士张觉，暗中联络北宋燕山宣抚使王安中，归降北宋。金国以此事件是北宋违约为借口灭了北宋，致北宋二帝被掳，谓之“靖康耻”。不过，宋、辽、金均有科举，且宋、辽、金考试科目逐渐趋同，景韩之情也渐趋统一。南宋淳熙十六年（年）潮州在今址迁建韩文公祠之时，正是昌黎县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年）得“昌黎”县名之时，二者背后当有共同的景韩情结。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政治文化中心也随之而来。昌黎县距元大都只有公里。元大德年间，昌黎县最著名的儒士张勖在大都翰林国史院任编修，"累官至大学士"。元大德六年（年）三月，张勖撰写了文采飞扬的《昌黎县重修文庙碑铭并序》，文中首提了韩愈的先人迁来昌黎县的问题。昌黎人张勖作为翰林国史院修编，对大德年间潮州大举重修韩文公祠的事也该略知一二。有了大学士张勖提出的昌黎县盖为韩愈的郡望的开端，昌黎韩愈文化便有了相应的基础。到元朝后期，昌黎县始立韩文公庙。
明朝时，潮州和昌黎韩文公祠脱颖而出，渐成“南有潮州，北有昌黎”之势。昌黎韩愈文化成了后起之秀。
清朝时，潮州韩文公祠和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都进行了定格式的大规模修缮，呈现出现今的格局。鲜为人知的是，两地韩文公祠的定格修缮都与昌黎县自称韩愈嫡裔的韩营村人有关。先是清同治十三年（年）直隶昌黎县韩营村举人韩振先主持大范围修葺了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之后是直隶昌黎县韩营村出身的名将韩超的门生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三年（年）下令大规模重修了潮州韩文公祠。
韩超与张之洞
张之洞的父亲张瑛是沧州南皮县人，和韩超是直隶同乡，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阵亡。年,13岁的张之洞师从贵州独山府署理知府韩超受业，成了韩超的得意门生，终成晚清四大名臣之一。韩超是直隶昌黎县韩营村人，道光十四年副贡，累擢至贵州巡抚。年韩超殁时，身为清代洋务派领袖的张之洞题赠挽联：“文章增日月光是昌黎嫡派，功业震苗蛮地与定远齐名”。挽联中的“昌黎”指的就是韩愈。毋庸置疑，张之洞是韩愈的崇拜者，其大力整修潮州韩文公祠必然有景韩之情，同时也应有借以感怀昌黎韩营村恩师张超之意。
潮州和昌黎韩文公祠位置
二、两次撞名让昌黎县成了“韩愈的郡望”
第一次是“广宁”撞名，撞出了“昌黎”县名。昌黎县，西汉为辽西郡絫县，王莽时改选武县。东汉省入临渝县后，直到公元年辽代才再次迎来独立设州县的机会，即为辽营州广宁县。金天会元年（年），金国升辽显州为广宁府，府址在今北镇市广宁镇，下设闾阳、望平、广宁、钟秀4县。如此一来，辽西走廊东头的广宁府和辽西走廊西头的营州广宁县就撞名了。到金大定二十九年广宁县更名昌黎县时，广宁府和广宁县已重名66年，造成了诸多不便。《金史·地理志》第五记载：昌黎县“大定二十九年以与广宁府重，故更今名。”也就是说，撞名“广宁”让昌黎县得了“昌黎”之名。
广宁府与广宁县相对位置
金朝之所以启用"昌黎"这一古地名作为广宁县新名，背后也该有一定的景韩情结。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日（公元年1月20日），金世宗崩；金章宗即皇帝位于柩前。也就是说，公元年金章宗已经掌权。次年正月初一（公元年2月7日），金章宗改元明昌。金章宗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开展了行政改革，实行全面汉化。为此，金国一方面要解决”广宁“府县撞名之类的问题；另一方面划小行政单位，加强管理。抚宁县便是广宁县更名昌黎县时，从中分划出来的。应当说，备选的新名“昌黎”一经提出，便占得了先机。一来，广宁县是辽金时的营州；广宁府则曾属于南北朝时的营州昌黎郡。因此，二者有“营州”地名的对应性。二来，金章宗的年号“明昌”与“昌黎”颇为契合。三来，据《金史章宗纪一》卷9，金章宗时金国科举内容已南宋化，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宋朝把韩愈（韩昌黎）推上神坛的情况下，在金国也产生景韩情结并不奇怪。那么，所谓”以金之县而合宋之封”，并非全无道理。这是第一次撞名撞出了昌黎县的县名的另一个背景。
第二次是撞名“昌黎”撞出了韩愈“郡望”。韩愈自称的“郡望昌黎”指的是南北朝的昌黎郡，在今辽宁省朝阳、义县一带。说到韩氏郡望，并非只有昌黎一个，而是有“颍川、南阳和昌黎”三个郡望。南北朝时，昌黎郡出了很多韩姓高官，且成就非凡，使”昌黎“成了韩氏一个郡望。反观昌黎县之地，自东汉开始差不多有年未独立设县，更不是郡，自然谈不上是谁的郡望。然而，巧的是广宁县得了”昌黎“新名后，恰与韩愈自称郡望“昌黎”撞名了，让很多后人以为韩愈自称的郡望是昌黎县。
南北朝时昌黎郡位置
韩愈自称郡望昌黎应属偶然事件。应当说，是韩愈自己考证出了其郡望是南北朝时的昌黎郡。郡望源于门阀选官制度，而门阀制度始于东汉，盛于魏晋南北朝，到了隋朝便终结了。大业元年（公元年），隋炀帝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选官不论出身，学而优则仕。韩愈18岁（公元年）入科举，此时科举创制已有年，“郡望”早已风光不在。韩愈父兄皆是小官，均未有其“郡望昌黎”的记载。若非身居高位，又曾常给人作墓志铭而言及郡望，韩愈的郡望观念不该那么强。
昌黎县名和韩愈强调的”昌黎“郡望确实同根同源，都源于南北朝时的昌黎郡。两者撞名“昌黎”为“昌黎韩愈文化”形成的创造了一个机遇。
三、元代昌黎始建韩文公祠的背景
昌黎县无宋史，对之以辽、金史。若说年“金章宗启用“昌黎”作为县名有景韩情节”是一种推测，元朝中期的景韩情节则十分明显，单独为韩愈立庙顺理成章。
前文提到的元朝昌黎县著名的儒士张勖（xù，在大都（今北京）的翰林国史院任编修，"累官至大学士"。其记于明弘治十四年（年）重修的《永平府志》。元大德六年（年）三月，张勖为昌黎县撰写了文采飞扬的《昌黎县重修文庙碑铭并序》。文中有：“昌黎者，盖古之营州也。其地背负竭石，南临沧海，左控榆关，右带滦河，山辉川媚，物伙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异人杰士，历代不乏。如唐之韩文公，《唐书·宰相世系表》云：韩氏之先祖恬，为玄冤太守，恬之曾孙播徙居昌黎之棘城，文公亦自称为昌黎人。斯岂韩氏所徙之昌黎欤？”这便是“韩愈是昌黎人”之说的发端。
因韩愈有资格从祀孔庙，所以元大德六年昌黎县重修文庙时便是绕不开韩愈的话题了。文庙是元代对“文宣王庙”的简称，实际就是有规制的孔庙。唐开元二十七年(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后,孔庙便改称“文宣王庙”。“都有个名字叫昌黎”让昌黎县人对韩愈格外迷和景仰。大约到了元朝后期，昌黎县在县文庙西北不远处为韩愈单独建了庙。
四、明朝昌黎韩愈文化大放异彩
明朝，昌黎韩愈文化的繁荣是在元朝昌黎景韩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昌黎韩文公祠具体始建年份无确载。明弘治十四年(公元年）版《永平府志》记载，韩文公庙“在昌黎县治北二百步，洪武六年县丞李良因旧址重建”。洪武六年是公元年，是明朝开国后第6年。若明朝开国时昌黎始建韩文公祠，那么在不遇到强地震的情况下，这么短时间内是不该重修的。正是元朝后期昌黎县从无到有地建起了第一座韩文公祠，树起了昌黎韩愈文化的旗帜。
明朝，昌黎县景韩文化大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年农历元月初一，明朝迁都北京，政治文化中心集中于京师。昌黎县距离京师只有公里，属于重点发展的直隶地区。第二，明朝从始至终国防的重心在于长城防线，前期据以抗击北元，后期用以防范清兵。昌黎县城北距长城50公里，东距山海关70公里，很快成了朝廷要员往来频繁的边陲文化和军事重镇。第三，明朝官方把韩愈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极大地提高了其历史地位，人们无不仰之如泰山北斗。第四、昌黎被说成韩愈的郡望，又恰有一支韩氏家族自称韩愈后裔。更有甚者，明朝各版《永平府志》、《昌黎县志》均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韩愈等韩氏名人列为乡贤，并有文公本传。明嘉靖之后，朝廷命官每至昌黎必拜谒韩文公祠。大势之下，昌黎韩文公祠声名鹊起，极大地促进了昌黎韩愈文化的发展。
明朝昌黎韩文公祠重修和官员们拜谒的情况主要有：
1、李良修祠：弘治版《永平府志》卷首《昌黎县图》将“洪武六年县丞李良因旧址重建”的韩文公祠标绘在县治西北的源影寺塔东南，离县儒学不远。
2、江瑞态和秦廷锐修祠：嘉靖三年（年），提刑按察司副使江瑞态（时四品）“以宪事至昌黎”，因昌黎“山水之胜，雄冠京东，有蜀之奇，有浙之丽”，“骇而问之，乃知韩子之先自晋历唐，咸居于是”，遂“谒子之祠”，“子祠不称”，“卑隘浅陋，不足以展祀事肃人心”。于是，在昌黎知县秦廷锐主张下将韩文公祠移到县城内东北隅辟地重修。嘉靖五年（年）新祠落成，江瑞态专门撰有《新修韩昌黎祠记》。
昌黎县城韩文公祠位置
3、翟銮、景溱[zhēn]、刘隅、柯乔修祠：万历版《永平府志》卷之八《艺苑志》载大学士翟銮（弘治十八年年进士，官至二品,内阁首辅）撰写的《重修文公祠堂记》记载:嘉靖十六年（年），“山西柱史”景溱（正德十六年年山西蒲坂进士，官至三品，顺天府丞)到昌黎拜谒韩文公祠后，仍嫌新建的韩文公祠“规制卑隘，享祀弗称”，于是“嘱府守刘君隅、郡宪柯君乔拓地易材，鼎新其制”，使韩文公祠在新修11年后又得扩建。
4、阮鹗谒祠：嘉靖二十九年（年），提学阮鹗（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二品,顺天巡按）“受圣人命督畿辅之学政”到昌黎后特意拜谒韩文公祠，并“偕昌黎士登仙台山之观海亭，将以求先生之所自来也”，并撰写了《韩昌黎庙碑文》。
5、石之峰修祠：据万历版《永平府志》记载，自万历十四年（年）开始，昌黎知县（山东章邱举人）石之峰对韩文公祠进行了修葺。
昌黎县城韩文公祠（年代，已毁）
6、范志完谒祠和另建五峰山韩文公祠：崇祯十四年（年）春，在山海关任（整饬[chì]兵备道）山石关内道道员的范志完拜谒了昌黎城内的韩文公祠，次日在游览碣石山东翼的五峰山时又提议在此另修一座韩文公祠。当年中秋，五峰山韩文公祠落成，使昌黎县呈现了独有的“一县两韩祠”的盛况。
五、范志完对昌黎韩愈文化的突出贡献
据称，范志完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后裔。范仲淹本人就是韩愈崇拜者，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传世。范志完笃信韩愈“以文载道”的思想，行事无处不以韩愈为楷模。清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四名宦篇对其任上政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范志完，河南虞城进士，崇祯十二年任山石道。公多材艺，优干办。任事三年，百废俱举，峻城濬池、宽徭饬驿、鼓舞行伍、作兴学校，崇秩祀，奖节孝、救荒恤困。一时政治为之改观。城西石河每夏秋泛溢，漂溺人畜。完为文祭告之，终其任无河患。升山西巡抚，擢总督。时不可为，未得以功名终，士论惜之。”
范志完，崇祯十二年（年）至崇祯十五年（年），任山石关内道（简称山石道）道员（俗称道台），是朝廷指派负责监察山海关-石门寨一线军政事务的四品官员。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建成后，范志完于崇祯十四年秋升任山西巡抚，兼任山石道道员；崇祯十五年官至三品，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这期间，范志完给昌黎县办了很多好事。他不仅主张修建了昌黎第二座韩文公祠——五峰山韩文公祠，大学士黄景昉还因此撰写了《昌黎五峰山修建韩文公祠并抚道两台生祠记》。此外，他亲撰的《游水岩歌并序》、《韩文公家谱序》都成了昌黎韩愈文化中的瑰宝。他还安排为昌黎韩文公祠置办了六十多亩祭田，和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国栋一起奏请了韩氏世袭奉祀生，保证了昌黎韩文公祠的永续发展。
范志完对潮州韩文公祠建于潮州韩山笔架山的情况很熟悉。据《昌黎五峰山修建韩文公祠并抚道两台生祠记》：“道台范公以名进士，备兵关内，行部昌黎。憩于五老峰下，见峰峦屏列，瑞气环缭，因大赏识曰：‘奇哉！此天成文笔峰也。昌黎文气全萃于斯，宜建韩文公祠以镇之。’”当他看到昌黎五峰山形似笔架山时，便豁然想起此地宜建韩文公祠了。
笔架
昌黎五峰山形同笔架山
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
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内部
范志完题词五峰山石刻
潮州韩文公祠所在的笔架山
潮州韩文公祠内部
凡涉昌黎韩愈文化之事，范志完几乎有求必应。崇祯十六年（年）仲夏，昌黎韩氏韩祚昌重修的《昌黎县韩氏家谱》，请范志完作了序文。此事发生在范志完因兵败被崇祯帝斩杀前半年，次年明朝就灭亡了。在领军抗清兵危之际，他竟然能抽出时间亲笔写下《韩文公家谱序》，实属难能可贵。在其《韩文公家谱序》里，范志完表达了对韩愈的无限景仰。
韩文公家谱序
范志完
予少读韩昌黎《谏佛骨表》、《原道》《原性》诸文，未尝不慨然兴叹曰：此载道之文也。文不轨道，无以垂远，此昌黎之文所以独有千古也。东坡云：文起八代之衰，道济一时之溺，良有以也。
夫及予筮仕武部，滥膺军旅之命，驻节于五峰之阳。其地海阔天空，山灵水秀，雄标清节，凛凛千秋；其邑为昌黎，乃文公之故里也。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昔读昌黎文，想见其为人；今亲拜山斗祠，观文公庙堂，瞻礼其遗像，盖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乃访其云礽[réng]。斯文之渊源，犹有存者乎？
有邑生韩祚昌、韩学贤，率子侄韩法祖、韩养性谒予于公余，进公文集并家传，叩之乃奉祀嫡派也。予益欣欣然，如空谷足音焉。盥读之，益知公之功业、文章足以名世，即足以世家，学士、大夫无不仰之如泰山、北斗者，非以公之文足以载道，能佐佑《六经》，浩然而独存者乎？使异端辟而正学崇，实大有功于名教也！爰重新其祠，俾二生司香火，世守禋祀，荣光俎豆，且并书简端，以志景仰之私云。
崇祯癸未仲夏之吉，钦命督师总率关、辽兼制昌、蓟、通、保、登、津等处军务、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都御史中州范志浣[完]谨撰。
六、韩祚昌《昌黎县韩氏家谱序》分析
明末，昌黎县韩祚昌请范志完作《韩文公家谱序》前，他自己已经作了一篇《昌黎县韩氏家谱序》。该序文逻辑上虽有缺憾，却使昌黎韩氏正式以韩愈嫡传示人。我们对其进行了逐段分析。
七、清至民国时昌黎韩愈文化的发展
顺治元年年，清军入关，迁都北京。长城也成了大清国院子内的围墙，无需过多防守。入关三年后，顺治七年（年）长城防线迎来了裁军，抚宁卫省入山海卫。清乾隆二年年，清朝干脆将山海卫裁撤了,改成了临榆县。昌黎由明时的边陲重镇化为了内地小城，再加上清朝从京师到盛京谒陵的皇家御道从碣石山北经过，不再绕行昌黎县城，造成了到访昌黎的朝廷大员大为减少。不过，韩愈的在清代地位仍然不降，在昌黎明末建立的韩文公祠“奉祀生”制度一直在延续。从清朝到民国，昌黎县一直保持着“一县两韩祠”的局面，尽管比不上潮州、孟州韩文公祠热络，但昌黎韩愈文化却得以平稳发展。
碣石山北清御道
清朝，昌黎县城内韩文公祠的维修情况暂失考，但《永平府志》中记有五峰山韩文公祠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葺。
1、僧人济存和昌黎知县王德斋等重修五峰山韩祠：康熙十年至十三年五峰山韩文公祠的扩建工程，留有《增修西五峰祠堂殿厅院基碑记》。碑记载:祠堂因“地址狭隘，室宇幽晦，未甚爽心。及康熙辛亥（年），垂三十余年岁月之积，风雨所摧,朽敝凋残者多矣。苾蒭[bìchú]济存号真庵者，发愿增修，举梵宇而新之,移祠堂而右之，撤庭舍而葺之,遂觉晦者明，隘者豁，景色改观焉。又以院基迫狭，不能盈武,拓其前而广筑之。奈事半而功不给。适值邑侯濩[hù]泽昌黎知县王公德斋政事多暇，游览于斯，询知而喜之，许其助募。通敕于邻之僚友（卢龙知县魏师段,乐亭知县于成龙等)及士大夫、富商，得若干缗[mín]，而工可次第兴焉。”
2、昌黎韩营村举人韩振先修五峰山韩文公祠：同治十三年（年）昌黎韩氏韩晓山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五峰山韩文公祠修缮。同年，邑举人崔树宝撰写了《重修韩文公祠记》。经王恩霖先生考证,《重修韩文公祠记》中的“晓山”为昌黎韩营村清道光年间的举人韩振先，字晓山。韩振先于道光二十四年中举人，并受封“奉祀生”，后任广宁县（今辽宁北镇，金为广宁府，使昌黎县得今名者）训导。《重修韩文公祠记》中有：“今春,晓山贤裔以妥神之余，大启尔宇，为谒山祠者游憩地。”民国时，李大钊在五峰山曾住在祠堂东面为谒祠者游憩而建的房舍里。
清朝谒祠者不少，而有记载的不多，比较有名的留墨者有：白胤谦，崇祯十六年（）进士，清顺治十五年为刑部尚书（从一品）。宋琬，顺治四年（年）进士，十四年（年）任永平道，后为四川按察使（三品）；其诗有韩愈之风。尤侗，清顺治三年（年）副榜贡生，九年（年）授永平推官，康熙十八年（年）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民国时，李大钊年在《言治》上发表的《游碣石山杂记》相当翔实地记述了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的情况。
民国成立后，韩文公祠的世袭奉祀制度终止了。在整个清朝里，有祭田收入的保障，有奉祀生的管护，有县里官方的支持，昌黎的两座韩文公祠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李大钊在《游碣石山杂记》中提到，民初五峰山韩文公祠中还保留着明朝建祠时四个生人牌位。四牌位是：“（一）署钦差巡抚山永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朱（朱国栋），（二）署钦命督师总率关辽歉制昌、蓟、通、保、登、津告等处军务兵部尚书范（范志完），（三）钦差分守宣化府兵备道山西布政司参议朱（朱之冯），（四）署知昌黎县事蒋（蒋三捷）。心窃疑之，迨摩挲断碣，知是祠也，乃朱范等因昌黎三字而建，以五峰名胜，必因人始彰，故借文公名山生色。而四氏之配享，则邑人士所建之生祠也。”明末，这种生人入韩文公祠应是一种时尚和荣誉。潮州韩文公祠入祠享配的情况更多。崇祯六年（年）癸酉正月黄日昌撰潮州《重修韩文公庙碑记》中就有：“以天水赵先生，文惠陈先生配享。”到民国时，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还保留着明末的四个牌位，体现了传承和保护的完整性。
清朝道光年间，生活在昌黎南部韩营村的昌黎韩氏族裔兴旺发达起来。先是韩超在道光十四年（年）武试中考中副贡，累官至贵州巡抚。随后，清道光二十五年（年）韩振先文试中举。在中举的第二年，韩振先率领族人在韩营村西南祖茔地立起一块写有“唐昌黎伯韩文公嫡裔袭锦衣千户俸列祖之墓”的石碑，彰显本族为韩愈嫡裔。清同治十三年韩振先又大规模修葺了五峰山韩文公祠。清朝时，自称韩愈后裔的昌黎韩氏出现了“文武双全”的态势，顿时让昌黎韩愈文化更加生动了起来。
八、昌黎韩愈文化的深刻影响
昌黎韩愈文化是昌黎文脉传承的精华部分。从金代昌黎县得名，历元代传为韩愈郡望地，到明代完成“一县两韩祠”和设置“袭封奉祀儒生”，至清代、民国稳定发展，直到到今天的弘扬，昌黎韩愈文化一路走来，潜移默化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清时期，昌黎县有31人中进士,人中举。正如元代昌黎籍大学士张勖在《重修昌黎县文庙碑铭并序》中所言：“异人杰士，历代不乏”。昌黎杰出人物不胜枚举，仅列数位代表。
1、张文质，字彦彬是明代中期“土木堡之变”、“南宫复辟”的亲历者，明代景泰年间“景泰蓝”工艺产生的见证者。成化中，张文质加兵部左侍郎、工部尚书，仍掌通政司事，加太子少保；十五年十二月，改礼部尚书。今在北京国子监孔庙现存的“明清进士题名碑”中，正统七年进士题名碑上清晰地刻着昌黎籍三甲进士“张文质”的名字。
2、魏元烺[lǎng](-4)，字丽泉，清直隶昌黎人。嘉庆十三年二甲进士，道光二年擢四川按察使，调江西按察使。四年改福建按察使。五年升广东布政使。十年转福建布政使。十一年任福建巡抚，署浙闽总督。在任福建巡抚期间，于道光十二、三年镇压台湾嘉义县张丙起义。
3、韩超,字寓仲，清直隶昌黎韩营村人。道光甲壬午副榜，同治元年，加布政使衔，赏武勇巴图鲁，署理贵州巡抚。光绪四年卒，年七十九，生平战绩宣付史馆。张之洞为韩超门生。
清末至民国，在韩愈文化的浸染中昌黎杰士辈出。李书华、李书田兄弟获得博士学位，入选中国第一批科学院士。李书华与李大钊在北大是同乡同事，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多年，代理中法大学校长，主持北平研究院20年，出任过民国教育总长，率团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李书田在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被母校北洋大学聘为教授，中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水利学家，历任多所学院院长，中国近代水利科学的开拓者之一。马洗繁受教于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是周恩来的同学，是新中学会主要创始人，追随李大钊开展北伐斗争，北伐胜利后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河北训政学院院长，后曾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受昌黎韩愈文化影响最大的非李大钊莫属，他八上五峰山都去了韩文公祠。相似的身世不仅让李大钊在情感上对韩愈产生了亲近感，韩愈“以文载道”的思想更深深地影响着了李大钊。因此，我们看到了李大钊一生的写照：“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年夏，李大钊在五峰山韩文公祠写下《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使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写进了中共党史的首要部分。
五峰山李大钊雕像
总而言之，虽然昌黎县固非韩文公郡望，也非其踏足之地，但是昌黎韩愈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在碣石大地持续传扬和浸染着。年8月19日，韩愈文化被确定为第二批昌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放眼世界，像昌黎韩愈文化这样与中国红色文化紧密交织的情况是否也是举世无双呢？正如宋琬在其主修的康熙版《永平府志》所说：“学者之仰文公如泰山北斗，尊之斯亲之,亲之斯效之，以其名而存之,曰公亦吾乡之人也，庶有功于后之为学者乎？！”我们呼吁：若条件允许，昌黎县可考虑恢复昌黎古城内的那座韩文公祠，再现“一县两韩祠”的盛况。展望未来，昌黎韩愈文化必将持续前行，在新的时代开出更绚丽的花，结出更丰硕的果，续写出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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