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修于元至正三年(年)，时隔辽亡二百余年，典籍多散佚无存，主纂者又迫于功令，一年之间，仓卒成书，疏漏舛误以至互相抵牾之处，所在皆是。后世史家厉鹗、冯家升等对《辽史》校勘，颇多补益。对有关辽朝人口问题，近人研究宋、金人口者虽有所涉及，但多囿于《辽史地理志》旧说，难窥全豹。
一、《辽史》有关州县人口的记录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记载：辽时“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志文各道分计数则为京五，府十二，州、军、城一百六十，县二百一十七。其建置时间最早始于太祖初建契丹国时，最迟为天祚帝天庆六年(年)上京升金山为静州，几跨越有辽整个一代。其中部分府、州、军、城、县有户数记载，但均未系年。
《辽史地理志》中缺载户数的府、州、军、城以东京道为最多，全道八十二府、州、军、城中，即缺率宾府等六十六府、州、军、城的户数。中京道则二十四府、州中仅有高州三韩一县的户数。上京道缺静、招二州，河董、静边、皮被河、塔懒主(王)四城户数。西京道也缺云内、宁边、东胜三州及天德军户数。五京中有户数记载的仅及全部府、州、军、城的42％。
《辽史兵卫志》记有“五京乡丁”数，辽制每户应出“军兵丁”二，五京中绝大多数府、州、军每户平均出乡丁数均为二丁，如参照两志原文，便会发现凡平均数超过或不足二丁者，多由记载舛误而起。其中超越二丁者，性南京道涿州，西京道丰州及金肃军三个州、军。
《地理志》载涿州所属归义县“户四千”，《兵卫志》载“丁八万”，“八万”殆“八千”之误，使该道每户平均出乡丁数达“4.12”丁。如加厘正，仍应为二丁；西京道丰州《地理志》记载统县二：富民县“户一千二百”，振武县“太祖神册元年，伐吐浑还，攻之，尽俘其民以东，唯存乡兵三百人防”。所记乃辽初太祖年间事，“后更为县”即无户数记载，《兵卫志》却将前此乡兵三百亦统计入丁数之内，合“富民县丁二千四百，振武县乡兵三百”为二千七百，使每户平均出乡丁数增至“2.25”。
如乡兵除外，则户一千二百，丁二千四百，仍为二丁；金肃军《地理志》记载“重熙十二年伐西夏置，割燕民三百户，防秋军一千实之”。《兵卫志》即以“防秋兵一千”作为乡丁数，以致每户平均出乡丁高达“3.33”。按防秋军非出自燕民，本不足为据。以上可见辽时每户出“军兵丁”二，似为常制。
在每户平均出乡丁数低于二人的府州中，以东京道辽阳府为最突出。《地理志》记载辽阳府有“户四万六百四”。而《兵卫志》记载辽阳府有丁ー万四千四百，每户平均出乡丁0.35人。按辽阳府统县九，其中肃慎、归仁、顺化三县无户数，辽阳等六县合计七千二百户。
对照《兵卫志》所载丁数正合每户平均出人而辽阳府四万六百四户，除去有户数记载的六县七千二百户，平均每县一千ニ百户外，余三县如系三万三千四百零四户，则平均每县达一万ー千一百三十五户，相去几近十倍，有学者根据辽、金两史辽阳府的户数完全相同一事，认为《辽史》的这一统计数字是有问题的。
按辽、金、宋三史，同于元顺帝至正三年(年)由丞相脱脱主持修纂，负责分撰《辽史》的廉忠山海牙等仅就当时现存史料略加缀辑，未及稽考，因而出现以金辽阳府户数系于辽朝的怪事。又如上京道临潢府，《理志》记载有“户三万六千五百”，《兵卫志》记载有丁四万，每户平均出乡丁1人。按该府所统十县中缺渤海、兴仁二县户数，有户数记载的临潢等八县为二万二千五百户，其中宣化县户四千。乡丁数亦为四千，一户一丁，可见该府总户数三万六千五百也是不可靠的。尤有甚者，上京道的凤州四千户，一千丁，每户平均出乡丁仅0.25人，舛误更为明显。
二、对辽代州、县人口的估计
辽朝无户数记载的九十九府、州、军、城占全部府、州军、城数58％。其中有以渤海、女直户、徙汉户及析京民置者；有以诸官提辖司人户、落帐户及媵臣户置者。对其人口数字，只能参考有关情况进行推论。以中京道而言，仅有辽圣宗伐高丽，俘扶余、新罗、高丽“三国之遗人”五千户，在偏北方土河(老哈河)畔所置高州三韩县一县的户数。大定府城统和二十五年(年)择燕、蓟良工建成，“实以汉户”。
其直辖九县中富庶、劝农、文定、升平、金源五县都是开泰二年(年)“析京民置”。所统十州中，惠、榆、泽、武安、北安诸州，也均以所俘汉户置。这些以汉户新置的州县大多是农业人口，中泽州并“采炼陷河银治”，手工业也有所发展，人口繁衍可以想见。兴中府《金史地理志》记载：“本唐营州城，辽太祖迁汉民以实之，曰霸州彰武军，重熙十一年升为府，更今名，金因之。户四万九百ニ十七”。从“金因之”来看，兴中府人户实沿袭自辽，有四万余户，则中京所在的大定府，当更过于此数。
兴宗迁定州民户于中京道宜州盛产桑麻的灵河(今大凌河)畔置弘政县(今辽宁义县)，其“民工织红，多技巧”，成为专向辽政府输纳丝绢的“丝蚕户”，辽使并以邻近弘政的白川州(今辽宁朝阳县东)所产绢帛，作为聘问宋朝的赠礼。从农桑的发达，也可见灵河流域人口分布是不会少的，根据以上情估计，中京道的全部人口当不会少于十ニ万户。
东京道的一部分是渤海国故地。《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载，“天显元年(年)，灭渤海国，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有其众，契丹益大。”兵数十万，其总人口数当在百万以上，辽政府除将其中一部分迁往上京道及中京道外，更多的还是分散在东京道八十二府、州、军城之内。其中宣、宋、沈、遂、双、龙、连诸州及顺化城，均以汉户置。在汉族、渤海、女直等族人民的共同劳动下，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圣宗太平六年(年)二月，龙州“黄龙府请建堡障、烽台十，诏以农隙筑之。”说明辽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九年(年)燕地饥，曾拟“移辽东粟饷燕”，只是由于“道险不便而寝”，辽东的富庶于此可见。曾任辽穆宗侍读的幽州蓟县人宋琪即云称辽东地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东京道的实际人口约在四十万户左右。
上京道十万四千四百户，倘补入缺载的六个头下军州城的户数，当在十ー万户左右。西京道十六万ー千户，如计入所缺云内等四州军户数，也不会少于十七万。再加上南京道的二十四万七千户，则即使最保守的估计，辽朝五京各府、州、军、城约在一百零四万七千户。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十五以下的幼年及五十以上的老人加上同龄女性，每户平均估计不会少于六口，则一百零四万七千户，当有六百二十八万二千口。
近人魏特夫格、冯家升氏曾根据《辽史地理志》所记五京户数，参照各族人口的地理分布情况，以《辽史兵卫志》所记每户二丁数为准，假定每户五口，作出辽国计有户七十六万，丁一百五十二万，口三百八十万的推论。其所推算出来的户口数字显然偏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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